中亚转型过程里蕴含机遇(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新疆是中国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沿阵地，而在南北两路中，北路发展潜力远远超过南路。这不仅仅是因为北路国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远远好于南路，不仅仅因为北路地理条件远远好于南路，也是因为北路面对的贸易伙伴国内经济社会条件远远好于南路面对的贸易伙伴。各方面因素制约着中巴经济走廊发展空间（本专栏之七《合理定位中巴经济走廊》对此已有详细分析），而经历了前苏联七十年治理发展的中亚国家社会环境和安全性相对好很多。即使是一般的旅游者，到得中亚主要城市，特别是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哈萨克斯坦城市。尽管如此，无可逃避的“资源诅咒”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导致其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尚待提高，这已成为中国和其它国家企业开发当地经贸潜力时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独享”自然资源收益之说颇能蛊惑自然资源产地相当多的居民，在21世纪初的这一轮牛市里，我们已经充分见识到了这一点；但在更高层次、更大背景、更长周期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资源产区而言，只有作为一个工业化大国的省份，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该地区及其居民才更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由于经济结构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特别是矿产资源）开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亚国家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将无法摆脱由此而来的深刻困扰。

就总体而言，其他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具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经济波动性强、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资产泡沫严重、加剧社会矛盾，等等。特别是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更多的两极分化，更多的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买方市场，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看看2006-2007年爆出的郴州窝案与当地煤炭、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看看煤炭资源大省山西的一些情况，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即使是那些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高、品质优良、运输出口条件优越的国家也不能幸免，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成绩不尽如人意，实属必然。即使是富裕的海湾石油输出国，他们的暴发不过40年，却已经历了数次过山车般的经济剧烈波动。而且，他们的社会结构问题已经因为产业结构而埋下了伏笔。在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油价暴跌中，他们宏观经济稳定性、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缺陷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资源产地只有作为一个蓬勃成长的制造业大国省份，其人民才得以摆脱上述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在《资源诅咒与资源民粹主义之误》（《学术前沿》2015年9月下）一文中，我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同样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样置身于煤炭需求爆发式增长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什么德国的长期发展实绩远远超越俄罗斯帝国？因为前者是一个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大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已经全面启动工业化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而后者依靠自然资源开发作为支柱产业。

现代石油工业诞生地美国为什么没有陷入“资源诅咒”的泥潭？因为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之时，美国已经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制造业大国，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已经领先世界；石油开始成为战略性资源并逐渐具备造成“荷兰病”效应的能力时，美国早已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第一制造业大国了。在这种条件下，石油资源开发为制造业提供的销售市场、石油开发的收益方才能够与制造业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也正因为美国经济、美国制造业规模巨大，石油业繁荣损害制造业竞争力的所谓“荷兰病”在美国从来就不曾如同荷兰发生过的那样严重。

前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得以独享本地油气资源开发收益，在21世纪前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他们貌似因为无需在全苏范围内分享这项收益而受益不浅，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高档现代建筑众多，令来客印象深刻；但代价是收获了更严重的资产泡沫、制造业衰亡、收入分配失衡、社会矛盾等问题，更承受不起经济波动的冲击，某些宏观经济稳定指标明显不如资源禀赋和人均GDP比他们差很多、而人口压力要大得多的乌兹别克斯坦，更因此孳生了某些寄生性社会阶层。近年来，他们也在不断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论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宏观经济管理的不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7-2014年间，尽管多数年份处于石油牛市，哈萨克斯坦每年实际GDP增长率仍然均低于乌兹别克斯坦，经常项目收支数据仅有2013、2014两年优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则是2009-2014年间经常项目收支数据一直不如乌兹别克斯坦。最引人瞩目的是，作为油气资源、特别是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国际天然气消费快速增长的这几年，又打开了对华出口大市场，土库曼斯坦居然多次出现经常项目收支逆差，2009、2010、2013、2014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占GDP比重分别高达14.7%、10.6%、7.3%和5.9%，乌兹别克斯坦在2007-2014年间仅2013年一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1.7%。

对于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国民而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哈萨克斯坦这个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有的地方政府在筹备石油资源枯竭后的替代产业时，连碎石厂也被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据哈通社2014年11月8日电，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州州长克热姆别克·阔谢尔巴耶夫在国家新闻发布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克孜勒奥尔达州石油资源将在10-15年内枯竭，该州石油储量为1.26亿吨，年开采量1000万吨，主产区库姆阔勒区原油开采也仅能维持10-15年。为此，克孜勒奥尔达州正在着手实施几个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发展计划，如计划建设陶瓷厂、橡胶产品生产企业、诗耶勒县碎石厂、组建咸海盐业股份公司，并加快农业发展，增加栽培果树，大力促进园艺业发展。

如果说，前苏联时代的中亚还有可能依托全苏市场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较发达加盟共和国的制造业而缓解本地产业结构的上述负面影响，依靠大国天然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应对经济波动的冲击；那么，时至今日，作为独立的国家，中亚诸国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了。随着初级产品市场步入漫长熊市，中亚国家宏观经济滑入高波动期。即使是经济总量最大、社会最“欧化”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未能幸免。2014年2月11日，哈萨克斯坦坚戈一举贬值20%，降到1美元兑155.5坚戈；2015年8月19日，坚戈对美元汇率已经贬到188；8月20日起，坚戈放弃与美元挂钩，一日之内贬值30%，次日又贬值23%。到2016年1月21日，坚戈对美元汇率已经贬到了385.25坚戈兑1美元，且国内外不少市场参与者预期坚戈兑美元汇率很可能进一步贬到400。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通货膨胀率在2015年12月达到了13.6%，为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最高。内外交困之下，哈萨克斯坦于2015年11月30日发行了2万坚戈面值的钞票，比此前的最高面值（1万坚戈）高出足足一倍。在1月29日的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电视会议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建议国民忘掉美元，因为他们靠坚戈生活；但这样的建议无法解决哈萨克斯坦企业对外经贸、居民财富保值的客观需求。

对于以中亚为贸易伙伴的中国而言，中亚宏观经济的波动一方面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潜在的机遇，因为中亚经济震荡剧烈，经济管制措施不断扩大，使得当地居民个人和企业比景气时期更加需要保障其资产和收入安全的“避风港”，更需要相对稳定的外币资产，以外币、黄金等取代本币的“货币替代”可望取得长足发展。随着未来数年中亚政治和社会稳定性的弱点进一步暴露，上述“避风港”和货币替代需求还将进一步增长。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和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中亚，中国可以成为中亚居民资产和收入安全的避风港；由于中国拥有毗邻中亚的地利，又是中亚国家数一数二的贸易伙伴，与美元相比，对中亚大多数寻求货币替代的居民和企业而言，人民币是比美元更现实的选择。

在新疆北路两大口岸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中，霍尔果斯所在的伊犁地区自然条件更好，离阿拉木图等中亚大城市也更近，霍尔果斯中哈国际边境合作区也最能令人深切感受到中国与中亚国力、效率的巨大落差：在国门中方一侧，已经是一个内地省市援建投资的大型购物中心、酒店、高档酒店式公寓、写字楼等齐全的簇新现代化小城。哈方区域几乎还是一片荒野，唯一建筑物是用作进入国际边境合作区哈方检查站的铁皮屋。成立数年来，霍尔果斯的贸易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面对中亚居民和企业寻求“避风港”和货币替代的客观需求，这个地方还具有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创建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的潜力；如能与东部沿海的自贸区合作，其潜在发展空间更大。

在我看来，霍尔果斯中哈国际边境合作区离岸金融业务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当前可以推行的是个人或企业的自由贸易账户，未来可引进实施离岸公司制度。其中，自由贸易账户可以为国内居民个人和企业提供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为中亚居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保障其资产安全的“避风港”；一旦中亚国家爆发深刻的货币危机而不得不采取全面的外汇管制，中国和中亚企业还可以通过在中国开立的自由贸易账户实现比较便利的贸易结算，最大程度避免对方国内的一刀切外汇管制“误伤”正常贸易。

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发展，随着中国国内资本市场未来全面复苏，离岸公司制度在创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推动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方面的潜力将日益呈现出来。特别是对于我国投资者反周期抄底投资吸纳海外资源，以及在海外开展BOT等特许经营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其潜在功用非常可观。在宏观层次上，运用离岸公司工具开展操作，还可以大大降低海外投资损失向国内传染的风险，从而提高我国经济的宏观稳定性。（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