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组织：1995-2009年，从创立到衰败

华侨华人组织：1995-2009年，从创立到衰败

这一时期，在中亚及俄罗斯的华侨华人组织，众多是“昙花一现”。究其历程，可觅如下轨迹：

商（协）会：多像是微信中的朋友圈

创建时，在朋友圈商议，立一杆旗，大家在各种商业领域共同受益，就建立起了各式各样的华侨华人组织，各类商（协）会、同乡会、华侨或华商联合会等，以下简称“商（协）会”。其商（协）会创立的初衷，是以创立商（协）会核心人物的个体、小集体的利益为目的，大多没有建立扩大会众的合理机制，如决策、管理、监督的有效机制。

丧会：为被害华人送葬

通过为华人办几件好事情获得声誉，比如对个别事件的维权、为国外个别落难的华人提供了帮助，为商（协）会来创造影响力，使商（协）会在国外的华人中间甚至被中国驻外的使领馆所认同,并赢得声誉和支持。其中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为国外被害华人送葬，办“丧事”！

在中苏恢复经贸关系的开始，大约在1995年前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向前苏联国家涌入。其中俄罗斯远东地区就是对中国开放较早、号称中国与前苏联边贸活动的“登陆港”。当时，边境民间买卖基本都是易货和现金，抢劫伤人事件频发，因恶性事件丧命的华人华商已成家常便饭，俄罗斯警察局的太平间被害华人的尸体太多都无力存放。

1996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成立的“海参崴华人商（协）会”，是境外最早的华商（协）会组织之一，也是后来有名的俄罗斯远东华人华侨联合会的参与者。当时整个远东地区，只有哈巴罗夫斯克有中国领事馆，无法及时处理整个地区的涉华事件。海参崴华人商（协）会成立以后，针对解决尸体运送回国之事，做了许多工作。由于那时中俄经贸领域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包括对尸体确认身份、认领人资格、认领程序、法检程序、运输工具、消毒检疫、海关出境等方面，对专门进行的法律程序和流程都需要认定。海参崴华人商（协）会多次出面为被害华人在境外出殡，运尸体回国，替被害人家属完成了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受到了中国使领馆的认可，受到了境外华人的广泛称赞。特别是通过对被害同胞的出殡活动，增加了商（协）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包括当地的警察部门，也与商（协）会建立起了稳定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1999年于俄罗斯海参崴的“苏磊”事件。苏磊本人是1991年去俄罗斯的出国留学生，由于语言好，做生意努力，成为海参崴有名的华商。他也是海参崴华人商（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其创立的金凤饭店、建材公司、运输公司等都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加上苏磊本人性格刚烈，乐于助人，嫉恶如仇，在海参崴的华人当中很有威望。看到自己和华人企业受人欺负或者威胁，苏磊甚至出资创立了华人第一家保安公司。但保安公司刚刚成立不足二个月的1999年末，苏磊被枪击杀害。

“苏磊”被害的消息传来后，整个海参崴的华人华侨义愤填膺，大家奔走相告。在苏磊出殡的当天，当地华人的许多商店摊位都关闭了，大家拿着花圈、带着白花参加仪式。运送遗体的车队和人群绵延几公里，当地许多俄罗斯人都来默默为苏磊送行，以示对社会黑恶势力的抗议。在出殡仪式上，俄罗斯当地政府官员、中国使领馆代表、商（协）会代表、俄罗斯和华人民众代表，共同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大家谴责凶手的罪恶，共同呼吁争取和保护华人权益。俄罗斯的政府官员也承诺调动所有力量抓捕凶手，全力打击当地的黑恶势力，为当地华人提供安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此事件，对俄罗斯海参崴社会的触动很大，甚至惊动了莫斯科高层。在此以后，俄罗斯海参崴针对华人的恶性事件大幅度减少，当地华人的觉悟也得到了提高。几乎所有的华人商（协）会，在通过一些“办丧事”“维权类”性质的具体事件的过程中，扩大了商（协）会的影响，巩固了该商（协）会的地位。

伤会：因内部矛盾而 “伤感”离去

由于组织管理制度不严密，决策机制不健全，一些商（协）会很容易成为部分负责人“为己谋利”的招牌和工具，包括商（协）会的财务支出也不规范。这些都造成商（协）会内部的其他成员的不解和反感。特别是那些出钱出力较多，好打抱不平的会员，更是会与商（协）会负责人矛盾重重，最终落得大家原本是一帮朋友，最终“伤感”离去。这些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散会：主要有三个原因

商（协）会的解散，一是管理不规范，内部矛盾加剧。商（协）会的正副会长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商（协）会是副业。在那时期，中国人的生意基本上都不规范，生意上的合伙人之间都没有几家搞明白的，个人的主业都做不好，何况在一个这么多人联合体、作为副业的商（协）会了。大家成立和参加商（协）会，更看重是商（协）会的名头，但多疏于管理；商（协）会内部权利纷争不断，自然问题丛生；

二是“失魂”。商（协）会的创立和决策，必需要有一个灵魂级的会长人物。会长要具备良好的品德和较强的实力，方可服众。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成立商（协）会时，是因为面对恶劣的商业环境，急需抱团取暖，病急乱投医、“事急乱投会”。实际上创始人之间，会众之间，大家并不太了解，对商（协）会的理解也很模糊。大家一起在商（协）会打交道多了，包括会长副会长在内的主要成员，每个人自身的缺点肯定会逐渐暴露出来。加上商（协）会缺乏透明化管理，误解渐生。最重要的是：会长的任期、任免机制不明确，一旦当上会长，就不下来了。会众内部里其他有能力的人无法施展，商（协）会失去了新陈代谢的功能，人心自然涣散，商（协）会内部合得来一帮，合不来的另一帮，接下来就是朋友圈的散会。

三是资金断流。几乎所有的商（协）会，其支出规模不大，每个月二三千至七八千美元不等，主要是招待和大家一起聚会及年末节假日的对外费用。费用来自会长们、会员们的会费和其他个人捐赠，商（协）会本身没有稳定的收入。基于如上原因，商（协）会内部分歧，凝聚力下降会员流失，影响力越来越小，资金来源越来越少，甚至断流。最不想散会的就是会长，就是余下会长这个光杆司令，往往还会僵持。但在国外经济长期动荡和市场不稳，各行各业长江后浪推前浪，会长要想保住自己的生意和实力，而且还要兼顾好商（协）会工作，更不现实。会长本人无力或者无望维持，继而旗倒散会者不少。

 僵会：无实际内容而陡有虚名

有一些似乎还存在的华人商（协）会，实际是没有多少会众，有的甚至就没什么会众，也谈不上什么信誉。这些商（协）会，现在很少有活动，有的根本就没有活动，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就剩几个会长、副会长，还有就是自己刻的那个“会章”。在这些人中，还可以对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回到祖国怀抱去“忽悠”同胞。他们往往把“商（协）会”当生意做，而且居然屡试不爽。

虽然这样的商（协）会在华人圈早已“僵亡”，但其避开国外“本土”，继续打着商（协）会的名义，努力结交几个国内官员，再拉几个国外官员当“托儿”，摆场子，搞障眼法，居然能够在国内外相关政府部门如鱼得水。或许，大家也明白，但往往视其为小事。国内的官员们来一趟也不容易，再加上时间短、行程紧，也不大可能看全；另一方面，国外多数华侨华人，往往不主动、不积极，也有不少人不得消息，当然也就很少参予相关活动。如此，政府一些相关部门的工作质量，自然要大打折扣了。这也使不少华侨华人，甚有不解和埋怨。

总之：大约从1995年开始，经过近15年左右的起步、发展，到2009年前后，曾经辉煌过的在中亚及俄罗斯的许多华人商（协）会，由于缺乏明确的会则、会章和法律基础，缺乏“会众基础”，甚至有的还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故其短盛而衰。（作者：孙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