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曾向红：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本文摘自《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公众号

中亚地区的学者在理论上未对地区一体化进行大量探索，造成中亚一体化的理论与学说较为匮乏，并使得民众对区域一体化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而中亚地区的普通民众由于国家独立历史较短，国家政治精英突出强调国族认同，又进一步弱化了民众对于中亚的区域认同

中亚一体化进程经过20年的实践，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逐渐被竞争与防范所代替，呈现出停滞的局面。宏观层面的宗教文化、中观层面的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的民众区域认同，有助于分析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具体而言：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中亚各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亚一体化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

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国家在区域一体化合作方面，尽管有着各类宣言和公报，但在关键领域的实际合作却停滞不前。无论是经济一体化，还是地区水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都难以令人满意。原本被寄予很高期望的中亚五国，虽然在独立初期曾加入或创立过各种区域合作组织，在解决区域内共同面临的问题上也进行过合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地区的“先天”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恶化。如，由于中亚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平衡，中亚各国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至今矛盾重重。各国间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拉大，区域内大国争夺主导权导致各国外交政策之间产生新的分歧。这些“后天”的矛盾进一步加大了中亚一体化的载荷。在地区内外形势的变化及各种矛盾交织的压力下，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趋势呈现出停滞局面。本文尝试从文化层面对中亚地区一体化面临的停滞局面加以分析。

一、分析中亚一体化困境的主要视角及本文的分析框架

国内对中亚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已有相关的研究。2013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泽，指出这种困境已经变成了“逆一体化”的趋势。其核心思想是，目前中亚国家间短暂的合作已被竞争和防范所代替，地区间合作正在向与一体化相反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尽管“逆一体化”趋势还有待观察，但足以证明，目前中亚地区一体化所面临的矛盾较以前更为突出，并造成中亚一体化进程趋于停滞。中亚一体化的停滞表现在三个层面：(1)政治层面。中亚地区缺乏一个明确的一体化时间表，在区域合作上缺乏硬性的制度规定，更多是声明、宣言的形式。目前中亚各国对于中亚一体化的呼声，较之独立初期明显变弱。(2)经济层面。早在1993年，中亚国家为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协商准备建立多部门的跨国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中亚地区建立统一的能源体系、交通体系、粮食体系、海关体系、通讯体系、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以及货币可以互通使用等”。但2005年，中亚国家主导的中亚合作组织，被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中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不仅如此，由于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使欧亚经济共同体不能包含这一中亚人口最多、地缘位置最为重要的国家，从而大大削弱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对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3)军事层面。1995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组建了中亚维和营。但中亚维和营并没有介入到塔吉克斯坦内战的解决之中，也没有参加对塔利班的行动。在1999年和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侵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维和营也没有起到任何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可见，中亚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方面，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中亚维和营也早已名存实亡。

目前国内的大多数研究认为，中亚一体化面临的诸多障碍，可以归结为区域外部因素和区域内部因素。本文认为，这种研究视角在分析中亚一体化的困境问题上存在着局限性，因而非常有必要对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一)分析中亚一体化困境的外部视角及其不足

传统研究的外部因素归因，主要分析美、俄两国对中亚一体化的负面作用。这样的研究认为，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亲密关系增加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独大心理，削弱了乌兹别克斯坦参与地区一体化的热情;而俄罗斯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态度模糊，不愿看到中亚出现地区联盟。

首先，就美国而言，美国介入中亚事务时较为侧重双边关系，特别是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紧密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各国竞相与之发展关系，强化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竞争和猜忌;另一方面，打破了地区权力平衡，增强了个别国家的优势，从而弱化了其参与区域一体化的积极性。尽管美国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对中亚一体化造成了上述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1)手段的限制。美国主要倚重双边途径而非多边机制来参与中亚事务，这在客观上限制了美国在中亚影响力的扩大。同时，在这种双边关系中，中亚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与美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例如，2005年的“安集延事件”，就暴露出美乌两国在人权与民主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使得乌兹别克斯坦在与美国发展双边关系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会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加以防范。此外，由于俄罗斯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在2009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贸易额中，俄罗斯占22.7%，居首位;美国仅占1.7%)，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乌兹别克斯坦在与美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会在权衡俄乌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同样，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因为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而谨慎地平衡着与美国的关系。(2)俄罗斯的限制。美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存在着零和思维，从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美军的撤留问题上，就可以看出双方不断地进行着遏制与反遏制的博弈。(3)战略利益的限制。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在中亚地区，美国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参与战略，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使。美国除了对中亚能源和反恐问题比较关心以外，对中亚一体化的进程缺乏热情且无实质性表态。尽管美国曾在2011年制定过整合中亚和南亚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但到目前为止，这项战略依旧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也缺乏相关的执行机制。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受到中亚地区国家的限制(来自乌、哈、吉)，也受到区域外大国的限制(俄)，同时还受到自身意愿的限制，所以美国不是影响中亚一体化的主要因素。

其次，我们来分析俄罗斯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中亚一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1-1994年的“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新生的中亚各国参与了由区域外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如独联体(CIS)，以及由伊朗牵头的经济合作组织(ECO)，这些是中亚国家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到地区合作组织的建设。第二阶段，是1994-2002年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亚各国尝试组建由区域内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1994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创建中亚经济联盟，这是中亚首个区域合作组织。1998年塔吉克斯坦加入，该组织随即更名为中亚经济合作组织(CACE)。2002年变更为中亚合作组织(CACO)。在这个阶段的1996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创建了四国关税同盟。2000年，该组织纳入塔吉克斯坦，并更名为欧亚经济共同体。第三阶段，是2005年至今的“低潮阶段”。2005年，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至此，中亚国家失去了由自己主导的区域组织。尽管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议成立一个由中亚国家自己组成的合作组织，即“中亚联盟”，但目前只处于构想阶段，中亚其他国家对此倡议没有积极响应。从中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阶段来看，中亚经济同盟早于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罗斯之所以对中亚一体化能进行“捆绑式”渗透，主要是因为中亚地区内部整合不力。如果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外部的“自变量”，只能说明俄罗斯的实力对中亚地区一体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以及中亚国家自身缺少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实力，但并不能全面地解释，为什么中亚合作组织会被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因为，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已经退出了欧亚经济共同体，而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又建立了俄白哈新关税联盟，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这表明，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除了俄罗斯或者中亚国家实力不足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所以，通过以上分析，区域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不是全面和实质性的，也不能完整地分析中亚一体化停滞的原因。

(二)分析中亚一体化困境的内部视角及其不充分之处

关于一体化困境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水资源和领土争端。中亚在水资源分配上存在两类国家的争端，即上游国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下游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类国家在水资源分配利用问题上长期不能相互妥协。此外，哈乌、吉乌、塔乌以及吉塔、哈吉之间均有领土争端，其中哈乌和吉乌之间尤为紧张。(2)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对区域合作的“离心力”。哈、乌同属地区大国，一个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另一个在中亚人口最多，苏联解体后军事实力保存最为完整，而且资源丰富。两国都希望按照自身愿望塑造地区环境，双方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乌兹别克斯坦对中亚地区一体化反应冷漠，随意违反合作协定和退出地区合作组织，更倾向于游离在组织的边缘。(3)经济落后。中亚国家普遍存在工业化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合理、国内市场狭小、基础设施落后、与国际市场隔离等诸多困难，如果没有区域外大国的推动，仅依靠中亚国家自身难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4)身份认同因素。中亚国家目前还处于国家身份的构建阶段，因此，对于国家主权建设的强调也会对区域认同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文认为，前三个观点虽然都指出了中亚一体化所面临困境的一个方面，但仍然不能很好地分析中亚一体化的停滞局面。

首先，哈、吉、乌三国在1997年签署了《永久友好条约》。中亚国家在双边关系层面也签订过类似的协定，这为中亚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中亚各国在领土争端和水资源纠纷问题上，也确实保持着克制的态度，并未使冲突升级。此外，在全球其他区域集团中，也存在着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但并未阻碍地区一体化取得进展。如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存在着苏拉威西海域的争端，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之间有沙巴州争端。尽管这些争端都曾使相关国家剑拔弩张，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大局。由此可见，中亚各国水资源和领土争端虽是中亚一体化所面临的障碍，但并不能成为中亚地区一体化停滞不前的独特原因。

其次，关于中亚内部的主导权之争，同样无法充分解释中亚经济一体化为何进展缓慢。主导权之争更多地体现在哈、乌两国的外交领域，而两国在经济领域目前的合作势头良好。关于乌兹别克斯坦“自我封闭”，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亚一体化的负面影响，目前还尚待观察。最新的进展是，乌兹别克斯坦在2013年6月正式加入了独联体自贸区，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提高自身经济开放水平的一个新举措。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中亚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落后、缺少资金投入、相互间产品结构相似且单一的问题。但是，目前这种状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亚各国经济日趋多样，为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创造出新的领域。以哈乌经济合作为例，哈萨克斯坦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而乌兹别克斯坦也是哈萨克斯坦在独联体国家范围内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

中亚的各种矛盾基本可以归结为各国的利益分歧，但“利益分歧说”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亚一体化停滞的现象。因为这些因素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地区虽然存在利益分歧，但依旧在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在中亚地区却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例如，为了解决欧洲的战争根源问题，1951年，英、法、荷、比、卢签订《巴黎条约》，成立了煤钢共同体。该条约指出：“坚决要求以根本利益的融合来代替世世代代的对立竞争”。该共同体要求成员国让渡出部分主权，成立超国家机构以监督各国的煤钢生产。正是由于签订该条约的西欧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利益融合，所以，欧洲一体化在煤钢共同体之上逐步展开。与之相对比的是中亚水资源分配问题。水资源分配问题作为中亚国家内部和区域范围内的一个关系紧张的根源，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早在1992年，独立不久的哈、吉、塔、土、乌就签订了《关于在共同管理与保护跨境水资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即《阿拉木图》协议，成立了国家间水资源协调委员会。此后，各国在双边层面也达成过类似协议，但至今没有实质进展。在中亚内部，以及在欧盟内部，国家间都有着利益分歧。但是，为什么中亚国家间成立的协调委员会，未能像欧洲的相关机制那样将各国的个体利益融合为集体利益，并进一步促进地区一体化呢?

因此，上述分析视角，不能很好地分析中亚一体化所面临的停滞困境。而且，目前对中亚一体化中不利因素的分析，更多地是对以上原因的罗列，在研究方法上缺乏系统性，更多是在梳理史实，而分析深度则有待加强。

第四种分析视角，是从身份认同入手。这种观点谈到了中亚国家民族身份的构建和主权建设对中亚区域认同的影响，强调中亚各国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远强于区域身份的认同。与水资源和领土争端、地区领导权的争夺、经济落后这三个因素对中亚一体化造成的影响相比，身份认同的视角，更加有助于分析中亚一体化停滞不前的现象。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中亚各国均奉行民族利己主义，各国之间的利益竞争强于利益融合，国家认同强于区域认同。正是因为中亚地区的“集体身份”在中亚各国尚未被有力地构建起来，这对于中亚一体化的影响是实质性的。然而，如果分析中亚一体化的困境，上述观点还不够全面。如果以身份认同为切入点，中亚各国的主权建设仅是弱化中亚区域身份形成的一个因素，除此以外，还需探讨是否存在其它弱化区域认同的因素。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

欧洲一体化之父让· 莫奈(J.Monnet)曾经说过，如果让他重新开始,他将首先从文化因素入手，因为一体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集体认同与规范建构的过程，而且文化代表着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观念形态。历史经验表明，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会轻易改变。国内现有研究对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成果不多，且主要是以国内政治分析为主，如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讨其特征及对中亚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分析中亚各国独立后国族认同的形成。对于中亚地区的文化因素与中亚地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除了前文提到的以中亚认同为分析重点探讨中亚地区一体化的部分论文外，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并未深入展开。本文希望通过文化分析的框架，将国家认同、国内政治文化、部族文化乃至宗教文化等文化因素综合起来，以区域认同为核心，分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因为欧洲是区域一体化做得最成功的地区，且研究欧洲文化认同的文章比较多，所以可以将中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比较。

首先，笔者参考了张骥所著的《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张骥教授是国内较早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分层次研究的学者。张骥教授的这种文化层次分析，为认识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从文化与国际政治相关性角度出发，把文化划分为五个层次，即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民心理和宗教文化。本文将以此为基础，结合中亚五国共同的文化特征，从中提炼出一个分析框架。

其次，中亚各国共同的文化特性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亚五国有着共同的宗教——伊斯兰教，其中四个国家(塔吉克斯坦除外)宣称继承了突厥文化并使用相似的突厥系语言。在独立之初，大多数中亚国家寻求建立一个“泛突厥”和“泛伊斯兰”共同体。所以，本文将宗教文化层次从张骥的五个层次中提取出来，将其作为本文文化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首要因素。第二，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改为议会制，但中亚五国长期的总统集权体制，使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均总统独揽大权，且基本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制衡，所以五国的政治文化也成为中亚国家共同的文化因素，因此有必要纳入到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第三，前文已经指出，以身份认同为视角，对区域一体化进程可作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因为区域认同与区域一体化有着紧密关系，二者相互促进。一个区域内民众对区域认同感的形成，必然会促进一体化的发展和巩固，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客观条件。反之，则会成为一体化进程中的障碍。所以，笔者将中亚民众的区域认同纳入到本文的文化分析框架中。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认同”层次，与张骥著作中所说的国民心理层面的认同并不相同，张著指的是一种国民性，是民众受其国内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国民气质和特征。

最后，笔者按照空间层次，把影响中亚一体化的文化因素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层面上的中亚宗教文化、中观层面上的中亚各国国内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上民众的中亚认同。在此基础上，研究框架将进一步以区域认同为核心，围绕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阻碍作用，将三个层面进一步细分和扩展为：第一个层次，地区的宗教和文化是否具有同源、同质性;这种文化的内在价值观能否为地区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的养分。第二个层次，地区内各国政治文化特征及其结构，是否有助于国家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依赖。第三个层次，中亚本土学者是否创建过中亚一体化的思想理论，从而有助于各国区域认同的形成;民众在国家政治精英的引导下，是否形成了对区域“集体身份”的认同。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在文化层面上找出其他影响民众区域认同形成的因素，进而对早期以认同为视角分析中亚一体化的研究做一定补充，这些因素包括中亚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同时本文在这两个层面中又分别讨论了中亚宗教文化能否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思想价值以及中亚国家的政治文化中直接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因素。通过将这些文化因素纳入到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之中，有助于对中亚一体化陷入停滞的深层原因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解释。下面将分别讨论中亚地区的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和民众认同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影响。

二、宗教文化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中亚地区的宗教文化是突厥—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带有中亚突厥色彩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从公元七世纪后半期传入中亚西部的呼罗珊地区和腹地河中地区。到公元14至16世纪帖木儿帝国统治中亚两河流域时，整个中亚地区的宗教信仰基本实现了伊斯兰化。从此以后，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规范制度、一种价值观，并对中亚各族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的中亚地区，除了宗教方面的伊斯兰化以外，还包括种族和语言方面的突厥化。这种变迁开始于公元562年突厥民族西进中亚。此后，从公元10世纪突厥系喀喇汗王朝灭掉中亚伊朗语土著民族的萨曼王朝起，之后建立的伽色尼、塞尔柱、哈喇契丹、花剌子模王朝、帖木儿帝国、哈萨克汗国以及希瓦、浩罕、布哈拉三个汗国，均是突厥系民族政权。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中亚地区建立的突厥政权在宗教信仰方面都信奉伊斯兰教，并且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结合得十分紧密。首先从广度上看，“公元960年喀喇汗王朝有20万帐突厥人整体改信伊斯兰教”。其次，从深度上，突厥各王朝均采取伊斯兰政权模式，并在形式上以伊斯兰教法来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秩序。最后，从力度上，突厥统治者以伊斯兰教为工具来指导、压迫、剥削被统治者。所以，中亚伊斯兰文化与突厥文化互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伊斯兰文化与操突厥语诸族文化相互渗透、整合的过程。经过对多元文化的扬弃、纳新、吸收、发展，在中亚地区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以操突厥语诸族传统文化为特质、以伊斯兰教为表象的新文化(300336,股吧)体系”。

中亚各国独立后，区域内外各方均把这种突厥—伊斯兰文化视作中亚地区的同质性因素之一，认为相似的文化宗教传统将成为中亚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正是因为在宗教文化上的联系，区域外大国如伊朗、沙特、土耳其，在中亚各国独立之后，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力度，还创立了相关的地区合作组织。但区域外国家建立的地区合作组织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本文将集中分析突厥—伊斯兰这种文化复合体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通过参考欧洲的基督教—希腊罗马文化，笔者将其对欧洲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文化对一体化的区域整合作用;其次，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一体化的影响。本文将从上述两个方面，同时，对比基督教—希腊文化，分析宗教文化因素在中亚一体化停滞现象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地区整合力度不够。在“中世纪”的欧洲，尽管西欧地区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各个国王(领主)仍在较大程度上团结在罗马教廷周围，并于公元1096-1291年对异教徒发动了十字军东征。这种对异教徒的战争，客观上使得大部分欧洲人在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集体身份认同，即“他者”与“自我”的区分。从历史上看，“欧洲诸国信仰的基督教,其主要内容是相同的,只在宗教仪式和隶属的教条等方面有些差别。尽管政教分离,但宗教对于政治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更是把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与基督教思想综合概括为人道主义。他们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是欧洲人，以及人的价值。”可以说，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欧洲是统一于基督教信仰之上的精神世界之中的，而正是这种“精神认同”，使欧洲各民族产生了有别于异族的“欧洲意识”。总之，基督教—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发挥着地区“粘合”的作用，塑造着欧洲人的集体身份，最终成为现代欧盟得以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反观中亚突厥—伊斯兰文化，却缺乏这种整合作用。

首先在国家层面，一方面，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随着倭马亚王朝的“圣战”进入中亚后，尽管在中亚各个汗国被尊为国教，但是并未产生与阿拉伯国家相似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例如，阿拉伯政教合一的特点是，政权与教权合一，两者辖下的机构合一，即宗教领袖就是国家领袖，宗教机构管辖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政权模式明显不同。中亚地区王权的继承主要建立在宗族和血缘基础之上，而不是根据其宗教地位。同时，不是宗教领袖而是以“汗”(埃米尔)为代表的部族首领掌握着司法权。另一方面，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受到来自其他宗教的制约，也受到伊斯兰教派之间和各教派内部矛盾的制约。中亚地区自古受到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斯拉夫文化、华夏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所以在该地区同时存在着东正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而信奉这些宗教的非穆斯林居民在中亚仍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宗教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从教派和教派内部矛盾角度看，“有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之间的争斗，又存在教派内部的矛盾。如，同属逊尼派的哈乃斐支派与瓦哈比支派之间，同属什叶派的十二伊玛姆支派与伊斯玛依勒支派之间，就因教义教理教规的不同而存有纷争”。这使得伊斯兰教难以成为一支统一的政治主导力量参与到中亚各国的政治生活中。

其次在区域层面，一方面中亚的各个王朝，没有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实行过残酷的宗教统治，也没有对异教徒发动宗教战争来获得某种“集体身份”。在中亚地区更没有形成独立的伊斯兰或突厥—伊斯兰文明中心，并围绕这一中心建立统一帝国。尽管“据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献反映，喀喇汗王朝穆萨汗在960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后，从961 年至1006年间，向于阗发动过多次圣战，但从宋朝的历史记载和敦煌发现的于阗文文书来看，双方的战争纯粹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争夺，与宗教无关。”另一方面，中亚地区的突厥—伊斯兰文化是不均质的。在中亚地区由于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的不同，逐步形成了不同的部族文化特征。约公元前2000年，中亚就形成了“北牧南农”的格局。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代表游牧部落的草原文化，而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斯坦代表的是农耕部落的绿洲文化。就伊斯兰文化而言，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强度基本上是由南及北逐步减弱的，在乌、塔两国，伊斯兰文化影响最大，而在哈，吉两国，伊斯兰文化影响最弱，土库曼斯坦居中。有学者注意到：“哈萨克斯坦的多数穆斯林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信教，当时，土库曼信教的气氛亦不浓厚，而吉尔吉斯人‘从来不是虔诚的穆斯林’”。这种不均质性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文化缺少覆盖中亚五国的伊斯兰组织，进而无法在中亚地区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边界的跨国伊斯兰共同体。突厥文化同样如此，其在乌兹别克斯坦最为浓厚，而在代表中亚古老文明即伊兰文明的塔吉克斯坦，突厥文化的影响很弱。所以中亚地区的突厥—伊斯兰文化所具有的不均质性，很难在宗教文化认同上整合整个中亚地区，使中亚各个民族产生有别于地区以外民族的“中亚意识”。

第二，突厥—伊斯兰文化缺乏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政治思想和理念。欧洲是近代民主法治思想的发源地，这与欧洲文化中的秩序、法制、民主、容忍、共存等思想密不可分。欧洲文化的这一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法律制度化建设，使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便走向法制化的道路。欧洲一体化的每一步发展都首先体现为相应的法律成果，并通过法律得以巩固。例如，《煤钢共同体条约》、《罗马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等等，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具体落实和巩固。与之相反，突厥—伊斯兰文化，并没有为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法律制度建设提供思想支撑。虽然伊斯兰文化中含有以“公议”为基础的民主思想，但伊斯兰文化在中亚与突厥政权相融合后，更多的是以专制、封建为特征的。在十九世纪末，中亚地区广泛传播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且不说其理论体系是否完整和科学，究其本质，仍带有封建性。这两种思想虽然反对沙俄的专制统治，但其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仍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思想中体现的政治主张最终能与封建主义相容并能为其服务。所以突厥—伊斯兰文化缺乏欧洲文化那种以民主、法治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不能为中亚一体化的法制化、制度化提供政治思想，其发挥的政治功能无法有效地对中亚一体化作出贡献。不仅如此，突厥—伊斯兰文化甚至是当前中亚集权总统制形成的原因之一，这使得中亚一体化进程受到总统个人影响较大，缺乏法制化保障。

总之，从历史发展以及伊斯兰教内部的角度来看，突厥—伊斯兰文化自身对中亚一体化的整合力度不强。在国家层面，它不像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那样，宗教文化对国家有较高的政治整合度;在区域层面，也远不像基督教—希腊罗马文化那样对于欧洲整体意识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历史上，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中亚各个国家王权的限制，而当今又受到世俗政权的压制。同时，由于历史上五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所以民众对穆斯林的认同伴随着一种被称为“后苏联”的认同。特别是在精英层面，讲俄语的中亚人认为自己与俄国人，以及来自其他前苏联国家的讲俄语的人，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并不认同于那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精英，比如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所以，由于受到来自自身—外部、国家—区域、历史—当今的双向限制，使得突厥—伊斯兰文化缺乏促进区域整合的力量，中亚民众并没有产生一种基于伊斯兰文化之上的中亚认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更多的仅仅是作为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渗入到中亚民族的文化之中。而在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功能上，突厥—伊斯兰文化不仅因为缺少当代的民主法制思想，而成为中亚各国集权主义滋生的文化土壤，而且在文化内涵和价值上，也不能为中亚一体化的组织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理念。

三、政治文化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它是一个民族在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对该社会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以及对法律的反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的确立、政治行为的表现以及政治发展的趋势。简言之，政治文化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取向模式。

第一，中亚地区各国的政治文化，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带有集权和宗法特征的政治文化。形成这种政治文化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来自封建宗法文化的影响。从9-10世纪中亚伊朗语土著民族建立自己三个独立的王朝开始，一直到16世纪突厥语系民族相继建立的三个中亚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中亚地区在历史上长期是多国势力与非中亚本土民族轮番建国的政治舞台。所以中亚虽历史悠久，却未能形成像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那样的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统一的文化传统。由于长时间没有固定的国家概念和国家边界，中亚地区各民族所受到的约束力并非来自国家的法律,而是来自部族政治中传统的宗法文化。这种宗法文化是一种部族文化，它以家族为基础，以世袭制、臣属意识与家族观念等宗法文化为特质。其次，来自历史上各类政权集权统治的影响。在中亚地区建立哈萨克汗国以及希瓦、布哈拉、浩罕汗国等突厥政权后，中亚地区形成了以汗王为首的王权与神权相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在此之后的沙俄殖民统治，以及被并入苏联以后，中亚各民族一直处于中央集权的领导之下，其政治模式与中亚历史上传统的汗王集权模式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化传统上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所经历的集权统治，使得中亚的部族文化得以保留并成为中亚政治文化的核心。最后，是《古兰经》和圣训对中亚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真主是唯一的，他不授予任何权力，‘认主独一’。世俗统治者要在承认‘真主主权’绝对性的前提下，可以用真主的名义‘代行主权’，建立具有等级观念的政教合一政体，替真主统治臣民，确立权威地位，让民众‘服从真主和使者，服从主事的人’。久而久之，‘敬主忠君’成为中亚穆斯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心理倾向。”总之，中亚地区的政治文化在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一直带有专制和集权的基因。这种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内核”，与近、现代的集权统治以及伊斯兰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中亚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专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臣属意识，以及建立在家庭和部族观念上的利益群体、裙带关系，在中亚各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亚各国独立后，这种带有集权和宗法特征的政治文化，促进了中亚各国总统集权体制的形成。也正是这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使独立后中亚各国的总统独揽大权，且基本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制衡;民众对总统操纵议会以及长时间执政，易于认可和接受，并最终为中亚总统集权制的运行提供了文化土壤。而这种集权体制对中亚一体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这种集权专政的体制会导致政治腐败。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曾将哈、吉、乌列为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首。腐败还影响着地区贸易、运输，也阻碍了地区一体化进程。其次，在专制、集权色彩浓厚的中亚，由于各国总统担心“公民社会”会削弱自身的权力，因而对其进行一定的压制。结果是，在哈、塔两国，这种“公民社会”较为虚弱，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种“公民社会”基本不存在。所以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在内部缺乏各国“公民社会”相互联系所带来的“粘合力”。具体来说，就是缺乏各国的非政府组织、私营经济、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和商贸网络之间的互动。而在欧洲，正是这种互动成为欧洲一体化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西方新功能主义将其比喻成为一种“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解释：“利益集团的压力、公民的意愿以及精英社会化促进了地区一体化，最终整个地区成为一个自我支持的网络系统。”经济学家亚历山大· 利布曼(AleksandrLibman)曾针对中亚地区指出两种自下而上的一体化模式，一种是正式的跨国公司投资，另一种就是非正式的跨境联系。中亚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民间的商务联系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但中亚各国官僚系统却是一个巨大障碍。由于这种“公民社会”的缺失，一方面，中亚区域内民间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中亚民众区域意识较为淡薄而且中亚一体化缺乏类似欧洲一体化那种内在的和“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中亚各国国内各阶层不能广泛地参与到中亚一体化，尤其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也不能就一体化进程向高层施加某种压力或影响，最终导致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主要是由各国总统或利益集团所主导。而中亚各国总统对一体化可能削弱自身单边活动的能力又十分敏感。查尔斯·特里普(Charles Tripp)曾对中东地区一体化进行过描述：“统治者们就如同不希望把权力分配给国内反对派一样，对于向地区组织让渡权力，他们也十分不情愿”。因为中东与中亚地区都存在着集权色彩的政治文化，所以他的观点也适用于解释中亚一体化停滞的现象。

第二，中亚各国以地域和种族为核心的政治亚文化结构，诱发了政治上的腐败和裙带关系。政治文化结构有不同的划分种类，其中包括主流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这样一种划分。从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态来看，各国的政治亚文化是以部族和地域为核心的。如，哈萨克斯坦由北部大玉兹，中部和北部的中玉兹以及南部的小玉兹这样三大部族组成。吉尔吉斯斯坦在历史上形成了众多部族和部族联盟，其中奥什—贾拉拉巴德和楚河—塔拉斯部族是分处于南、北部的两大地区性族群。而土库曼斯坦也有吉泽尔—阿尔瓦特、保尔干、马雷、恰尔朱、塔沙乌斯以及阿哈尔等部族。中亚历史学者认为，在中亚地区有三个认同层次，分别是次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但是国家的认同低于次国家认同，当地氏族发挥的作用以及向个人效忠的信仰甚至高于国家的影响。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相关领域为自己部族谋取利益。而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拥有绿洲文明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地域为特征的政治亚文化结构更为明显。“这种绿洲文化重视地域边界的划分与邻里关系，带有较为浓郁的农耕文化特征，即具有相对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因此，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形成了势力强大的以地域为核心的地方政治帮派”。中亚各国的这种以地域和部族为核心的政治亚文化结构，带来了政治上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各个部族和区域集团围绕在政治领导人周围谋取自身权利;而政治领导人则会重用和提拔本部族的成员，将其安排到政府核心机构。所以中亚地区历史上存在着一人当官，整个部族获利的文化传统。

这种政治文化结构以地域和血缘为特征，根植于其上的中亚各国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着政府的关键部门，包括警察、边防、海关、税收、进出口部门、货币监管部门以及各种资源开采和出口部门，并且进行寻租行为。由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通过控制这些部门来谋取利益，所以对于经济一体化及其带来的市场自由化，有着本能的抗拒心理。以中亚交通运输为例，“据估计，从塔什干到比什凯克的公路上，商人、小贩和外出打工的人们，要经过数十个关卡，被迫去贿赂沿途经过的海关、边防和警察;一些商人也估计，一辆载货卡车从吉尔吉斯斯坦经过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要花费数千美元!”。而经济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所以这样一种建立在裙带关系之上的利益集团，对中亚一体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成为中亚地区一体化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中亚具有专制、宗法特征的政治文化，以及地域和部落特征的政治亚文化结构，孕育了中亚的总统集权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由此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总统不愿让渡权力以及需要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和保护。同时，既得利益集团则需要总统分配利益，从自身控制的强力部门汲取利益。中亚国内政治发展状况与中亚一体化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由于伴随着历史上形成的权力集中的统治模式，目前中亚地区的这种政治文化已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集权政治，政治家们控制着主要资源，出于各种动机将个人利益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这种集权的政治文化又进一步延伸至政治家的亲属和幕僚，他们当中很多人垄断了权力，控制着关键的进出口行业。由于这种专制政治不鼓励自由的创业精神以及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因而自然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作用。所以在这种国内政治阻力面前，尽管部分中亚国家为了迎合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期待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是在边界自由化、放开贸易限制、控制腐败、以及促进一体化的法律建设方面，缺乏实质性和基础性的步骤。

四、民众区域认同的形成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相较于宏观层面宗教文化的影响与中观层面政治文化的影响，民众的区域认同属于微观层面。如果说宗教认同只是整个区域认同的一个方面，它对民众区域认同的影响具有“天然”性的话，那么在微观层面，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国家认同这一“人为”因素对民众区域认同的影响。本文将微观层次的民众划分为两个群体。一类是中亚的学者，分析其是否通过学术研究对中亚一体化提供过智力支持进而促进区域认同的形成;另一类是普通民众，集中分析中亚民众是否在国家的塑造下形成了区域“集体身份”。

第一，中亚本土的学者、智库未能提供完整的中亚一体化思想和理论。欧洲的学者明显不同，欧洲文化不仅包括基督教文化也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民主法治思想，以及欧洲各国统一欧洲的“欧洲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思想层面，就是欧洲各国思想家倡导整合欧洲的思想著作和理论。这些著作形成了以追求和平为目的、建立新国家和国际结构的政治学。例如，1713年，法国的圣·彼埃尔在《争取欧洲永远和平方案》中，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思想;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建立“自由国家的联邦”;奥地利的理性主义学者卡内基出版了《欧罗巴》一书，随后又于1923年创建“泛欧联盟”。同年，奥地利学者考登霍夫-卡勒吉伯爵发表“泛欧宣言”，提出在欧洲建立起一个欧洲合众国。二战后，让·莫内建议并设计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因为如此，“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甚至认为欧共体是思想的结晶。”

与欧洲学者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而著书立说甚至大声疾呼不同，中亚地区的学者并未把推进该区域一体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犹如欧洲各国历史上面临的战争问题一样，中亚五国独立后，同样面临着边境地区划界、水资源分配、宗教极端主义、交通运输不畅、跨国武器走私和贩毒等区域性问题。但是中亚国家的学者和智库，却很少像欧洲同行那样对地区一体化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顶层设计。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战略和区域研究所研究员穆扎法罗夫(D.R. Muzafarov)曾指出：“中亚一体化特别缺少一个科学理论基础的支撑”。

中亚学术界对于区域一体化缺乏理论贡献体现在，首先，中亚广泛流传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中亚本地区的学者并未有过突出的学术文章或著作出现。“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两种思想相互交织且联系紧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双泛思想”对中亚地区产生过一定影响。为了反抗沙俄的压迫，中亚地区部分知识份子曾经以“双泛思想”为基础推动过一些社会和宗教改革。但是中亚学术界只是“被动”接受两种思想并且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以此为指导的社会运动中，但对这两种思想的研究和探索尚不够系统。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这两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中缺乏中亚本土学者的身影。这种情况在90年代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双泛思想”再度兴起时并未改变。所以，中亚学术界不能用“双泛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足以团结广大中亚民众并形成集体身份的理念。

其次，中亚五国独立后建立的中亚地区组织，多数是由中亚国家国家领导主导建立的。欧亚经济同盟、关税同盟、中亚合作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首次提出或是由其顾问倡议的。而中亚本土专家对实现中亚地区的整合，缺乏有影响力的学术贡献。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亚的学者对中亚一体化普遍持悲观态度。他们在学术交流会议上对于中国同行所关注的中亚一体化，普遍持谨慎和保留的观点。例如，在2012年10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亚：大国的交汇与合作”国际会议上，“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尔坦诺夫(B. Sultanov)指出：‘很遗憾的是，尽管中亚五国领导人都一再重申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民族和宗教的共性，但是推出的很多很好的一体化项目，目前都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哈萨克斯坦一直非常努力致力于推动中亚五国之间的集体合作，但问题依然非常复杂，也许在中期内还很难得到解决’。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国内政治分析与预测处的哈吉姆(A.R.Khakim)研究员甚至认为，‘在各种利益争夺进一步激化、中亚内部问题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今后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个中亚地区完整的政治概念，我们也还是抱有疑问的……如果看一下中期前景，本地区的地缘图景很可能会发生深刻的、根本的变化……随着各种各样内外摩擦的进一步升级，我们将很难再把中亚视为一个统一的地区、一个整体。今后中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或者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也许会从国际政治问题中消失’。”两位学者的观点在目前中亚本土学者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意味着当下中亚学术界对中亚一体化普遍抱有悲观情绪。这是20多年来中亚“一体化”发展曲折、进展不大导致的结果，而学术界的观点也通过各种媒介影响到各国高层和普通民众对于一体化的认同度，成为阻碍中亚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第二，中亚各国民众的区域认同逐渐“碎片”化。涂尔干认为,认同是一种“集体意识”，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这种集体意识使得内部成员具有归属感，而与外部产生明显的差异感，进而被外部世界看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集体认识”就是对国家的认同。按照前文对认同的划分，这种集体认同可进一步划分为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以下简称区域认同)。中亚民众是否支持区域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亚民众是否具有这种区域认同和区域的“集体身份”。目前中亚各国面临的认同矛盾，是国家在进行民族化和国家化的同时，进行地区一体化。这种平行发展的趋势，使得中亚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区域认同的形成具有内在的矛盾。中亚民众在国家强调民族性的背景下，很难形成持续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区域认同。从而阻碍了中亚认同的形成。尽管中亚国家彼此之间在文化和地理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每个中亚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本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正因为中亚各国强调本国与他国的差异，整个中亚地区的年轻人被认为地区认同感虚弱以及不支持进行地区合作。所以，认同问题成为中亚一体化出现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上，中亚国家在独立后进行国家化和民族化建设是有现实需求的。历史上的中亚地区各民族杂糅共生，而非某一独特民族的聚集地。西方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族裔”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这种“民族行政单位”的划分是苏联时期人为的产物。所以，中亚各国在独立后把构建国家认同作为首要任务，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中亚各国在构建“国家身份”的过程中，也对中亚一体化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中亚各国在构建“国家身份”的过程中具有一个特点：夸大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强调本民族高于区域内其他民族的历史成就，并有意无意地忽视地区多样性。比如“无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将各民族的成就都当作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毫无保留地接收过来;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辉煌，从而抬高自己民族文化的地位。”这必然对中亚民众“区域身份”的构建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一位美国研究者在1993年用问卷调查了2,067名中亚民众，仅有十分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人，感到自己国家的发展有赖于其他中亚国家的发展，大约一半的人“倾向于独自发展”;“而更多的人回答，比起俄国人，他们更加不喜欢同其他中亚人一同工作”。

其次，中亚各国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塑造本国民众对于中亚共同文化的意识，以突出区域文化的共性。在欧洲则不同。尽管欧洲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国家认同与区域认同的矛盾，但欧洲一体化却较好地协调了两者的关系。欧洲各国强调彼此之间的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一体性，通过共同的文化符号和法律条约来引导和培育各国民众的“欧洲意识”。1954年，欧洲委员会的14个成员国签署了《欧洲文化条约》，该条约的意义在于相互之间积极开展文化合作与交流。1957年的《罗马条约》规定：共同体行动应旨在鼓励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增进对欧洲各国人民的文化与历史的了解与传播;维护和保护具有欧洲意义的文化遗产。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共同体将致力于弘扬共同文化遗产，发展各成员国文化，尊重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在签署上述条约的同时，欧洲各国又共同制定了促进文化一体化的计划。这些计划既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强调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鼓励积极进行文化交流，以加深欧洲的区域认同。反观中亚地区，独立之前，中亚五国曾签署过《经济、科技与文化合作协议》，但各项协议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家化、民族化对中亚各国民众的区域认同有较大影响以外，中亚五国作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包括领导人在内的各国民众对任何形式的联盟都很敏感。这主要源自各国均珍视其来之不易的主权，以及中亚各国领导人对主权的强调。有学者指出：“‘一体化’这个词在中亚常常引起怀疑，因为它使人感到是向前苏联的倒退，并使人心怀不快地联想到以莫斯科为核心的权威控制着各国的生产、投资和分配”

集体身份的构建通常包括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即空间意识、合作意识和共同体意识。1993年1月，中亚五国元首在塔什干举行峰会，并宣布五国作为一个集体应被视为“中亚”。尽管这意味着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新的地区由此而诞生了，但中亚各国“区域集体身份”的构建，始终只是处于空间这一认同层次，甚至这个层次的认同也屡经考验。这种考验既来自于当今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对民众地区认同的影响，也来自于各国领导人的刻意塑造。例如2014年2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前往西部石油城阿特劳视察时表示，哈萨克斯坦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把国家的名字改为“哈萨克耶烈”。他认为，以“斯坦”为国名没有特色，而如果能够首先在国名上与其他中亚国家相区别，则可更有利于吸引外资。中亚各国这种更加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和国家认同的做法，与欧洲把文化一体化和培养民众的“区域认同”放在战略位置上大相径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民众的国家认同远远强过中亚认同是非常自然的结果。这对一体化的影响表现为，一方面，中亚地区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民族众多，一国的“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另一国的主体民族。中亚各国这种突出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差异性的行为，很容易在内部引起民族矛盾，促成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甚至造成国家间矛盾，引起地区的不稳定。例如，1990和201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发生的吉、乌两族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中亚各国民众如果没有一种中亚认同或者这种认同十分薄弱，那么民众不可能认同一体化的理念，在情感和态度上也不会对区域一体化产生多大热情。有鉴于此，中亚地区一体化自然难以推进。

总之，到目前为止，中亚地区的学者在理论上未对地区一体化进行大量探索，造成中亚一体化的理论与学说较为匮乏，并使得民众对区域一体化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而中亚地区的普通民众由于国家独立历史较短，国家政治精英突出强调国族认同，又进一步弱化了民众对于中亚的区域认同。所以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中亚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巨大推动力的中亚认同，在微观层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